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当前，全党上下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深厚滋养，有利于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入源头活水。
坚持民为邦本，锚定政绩观的价值归宿。“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伦理，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警示，均揭示了民心向背决定事业成败的深刻道理。尽管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带有维护统治的历史局限性，但其重民、爱民、利民的核心要义已超越时代，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当下，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忘记“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问题：有的急功近利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重显绩轻潜绩；有的漠视群众急难愁盼，搞“数字政绩”“纸面政绩”，用材料粉饰官帽。这些行为背离民本古训，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政绩的好坏，终究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既不能由干部自说自话，也不能仅靠冰冷的数据定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践行“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务实作风，多解民生之忧、多谋长远之利，让政绩真正刻进群众心坎里。
崇尚为政以德，筑牢政绩观的内在根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中华传统政治伦理中，德是为官从政的基石。《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阐明个人品德是治国理政的起点；清代张伯行“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的箴言，彰显了清廉自守的官德风骨。“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官德不仅是个人私德，更是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的“压舱石”，缺乏官德支撑，政绩观必然扭曲。正确的政绩观，离不开坚强党性和高尚品德的支撑。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杨善洲“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他们的政绩是无私奉献的情怀和高尚人格的体现，是德与绩的高度统一。而个别干部德行缺失，将公权异化为谋私工具，搞权钱交易、两面做派，不仅毁了自身，更透支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干部要将党性修养作为终身课题，以“吾日三省吾身”锤炼品格：在细微处慎独慎微，守住拒腐防变防线；面对利益诱惑坚守原则，面对急难险重勇于担当，面对群众诉求力戒虚功；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划清做人做事底线，树立廉洁自律标杆。唯有心底无私、襟怀坦白，才能让政绩在阳光下落地，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弘扬知行合一，夯实政绩观的实践路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来推崇实干精神。明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把认知与实践有机统一起来。结合新时代要求，“知”是对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对政策要求的深刻理解、对风险隐患的科学预判；“行”是脚踏实地的执行力、直面难题的担当力、一抓到底的落实力。政绩从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树立正确政绩观，关键在落实。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亟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工作落地。然而，一些干部在知行合一上仍存在偏差。有的认知偏移引发乱作为，主观臆断、盲目蛮干，搞“一刀切”“运动式”治理，重形式轻实效；有的担当缺失导致不作为，甘当“太平官”，面对矛盾绕道走，秉持“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错误理念，让惠民政策停留在文件和口号层面。这两种行为，本质都是背离了实干精神。党员干部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躬身实践的智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摒弃“作秀”心态和“过客”思维，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投到抓落实中。对于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性工作，党员干部必须要有甘当“铺路石”、愿做“栽树人”的胸怀和定力，以科学认知指引务实行动，以扎实行动检验认知成效。唯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把为人民办实事的“规划图”变成“实景图”，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民为邦本明确“政绩为谁而树”，为政以德回答“以何树政绩”，知行合一指明“如何树政绩”，三者构成价值引领、内在支撑、实践路径相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树立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富矿，为政者要从中打捞智慧、祛除浮躁、校准偏差，将正确政绩观融入灵魂、化为行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书写出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民温度的时代答卷。
（作者单位：广西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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